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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薄熙來令人想起一九七六年的四人幫被捕。我說的是薄熙來被免去重慶巿委書記後，大陸報刊鋪天蓋地報道重慶各區各業的學習心得，見得最多是「堅決擁護中央決定」八個字。我找到打倒四人幫後的資料，具體總結只是一句話：「我們對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完全信賴，堅決擁護。」今天再見「堅決擁護」恍如隔世，「堅決擁護」四字在改革開放後已不多見，擁護江澤民三個代表制、擁護胡錦濤科學發展觀，用的字眼是「擁護」而沒有「堅決」——用得上「堅決」，必定是只可以擁護而且必須全心全意擁護，因為缺了「堅決」，就可能動搖，一動搖，極可能是另一次巨變。
閱讀中共文字須有正向和逆向思考，這門學問博大精深，今天舉國十三億人仍都孜孜不倦在學習當中。不過，重慶巿民應該稍比全國人民好些，他們知道必須堅決擁護中央有關薄熙來的決定，因為，要剷除一個盤根錯節的地方勢力，在中共政治歷史上從來不易，不但是地方書記等於土皇帝（事實是比土皇帝更兇更大權），而是牽涉到派系鬥爭和權力的生死搏鬥，毛澤東三十九年前就做過一次很不容易的削權行動。今天人們讀到的是「堅決擁護」中共中央決定，背後實是幾十年權力鬥爭的總結，對付階級敵人，鬆手一秒仁慈一分，都要出大亂子。
上星期北京宣布薄熙來下台，世界各地主要傳媒的報道不免令人失望。說失望，是沒有一家世界級傳媒能夠早着先鞭報道薄熙來連政治局委員的銜頭也要丟；或許是中共保密到家，一字不泄出去。一九七六年拘捕四人幫，日本傳媒是第一個爆出這新聞，時日久遠，我忘了是《讀賣新聞》抑或是《朝日新聞》，反正那天香港下午出版的《工商晚報》以此為頭版標題，鉛字不夠大，索性以毛筆寫標題製版刊出。一九八七年胡耀邦下台，台灣傳媒快得很，香港慢了幾拍；說失望，是海外至今沒有一個夠水平的中國問題專家點出來龍去脈。
研究中共問題不易，甚至財雄勢大的外國學者亦然，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有一套《新華日報》全版，不但要預約，而且不能拍攝複印，只能用鉛筆抄寫，今天北京中央圖書館有沒有另一套是疑問。但研究中共並非有錢便成，還要動腦筋，日本記者七十年代發明圖片權力學，從一張《人民日報》的國慶周年照片看到誰和誰缺席，再以近一段時間報章上官員名字出現次數為參數，然後到北京大學翻看紅衛兵大字報，遂得誰和誰已經被打倒，誰和誰已從牛棚出來的判斷。鄧小平七十年代初一度翻身，便是日本記者從《人民日報》字海裏讀出鄧回朝的端倪。日本傳媒和學者有先天優勢，認得漢字是強項，文革期間，日本仍有記者常駐北京，這些曾是北大清華留學生的記者和學者，擁有大量人脈，前幾年去世的慶應大學教授小島朋之便是其一。另一撥是駐京日本商務人員，四出打聽消息，記者、學者、商人交織成巨大情報網。
媒體報道令人失望即使如此，日本傳媒在薄熙來事件依然輸得很慘，但歐美也不見出色，學者事後分析不多。按道理說，今天世局是中美爭霸，六十年代中共試驗原子彈成功，美國政府和學府馬上猛開中國研究課程，台灣留學生變成香餑餑，哈佛大學東亞系成了台灣同鄉會，香港有幾位當時進入哈佛的台灣學者，一問便知此言非虛。薄熙來事件之後，我最留意哥倫比亞大學的黎安友教授（Andrew Nathan）有沒有分析面世。黎安友是哈佛大學出身的Harvard Man，由學士到博士都在哈佛完成，很罕見。美國長春藤大學聯盟，即是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哥倫比亞等八間大學，有不成文的易子而教傳統，本科畢業，多會轉到聯盟其他大學讀研究院，黎安友是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高足，十二年間在哈佛讀到博士。一九七三年，年僅二十七歲的黎安友寫出研究中共派系鬥爭的寶貴成果〈A Factionalist Model for CCP Politics〉（中國共產黨的派系主義模式），從而開創中共派系研究學派，成名至今。
中國政治史說穿就是人治歷史，雖然近年美國學者謝淑麗（Susan Shirk）指出亦有牽涉經濟因素，但派系仍是中國政治特色。黎安友在這項刊登於一九七三年一月號《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的研究劈頭指出，中共內部的派系，是以一種隨扈性質（Patron-Client Relation）的形態出現，構建成個別及私人網絡，是建築在交易基礎上的非依附關係；而這種關係，是以領導人為核心輻射出去的人際關係。他指出，中共高層曾出現以扈從關係形態為基礎的各派系，爭取權力及政策主導權。黎安友最精闢是道出派系的共生特質，是以垂直的忠誠——庇護——個人網絡為核心。
一九七六年，芝加哥大學華裔政治學者鄒讜（Tsou Tang）同樣在《中國季刊》撰文〈Prolegomenon to the Study of Informal Groups in CCP Politics〉（中共政治中非正式團體研究緒論）。他指出，一個或多個非正式團體或其領袖的目標，是在黨內擁有優勢及主導權，摧毁其他團體或將納入旗下。鄒讜在中共派系研究再進一步，指出派系之外還有非正式團體，同樣具有巨大影響力，認為中共內部的地方黨政軍勢力集團，具官方職位及非官方職位者構成互動，對政治運作及過程造成影響。
消滅山頭地方主義派系早在中共初生時已存在，毛澤東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雖然他是在一九六六年中共八大會議上引述陳獨秀一九二七年寫的這十六個字，可是一旦出現派系山頭，毛澤東卻絕對無法容忍，但亦無法一下子清除。一九七三年中共十大之後，毛澤東一日之間要八大軍區司令員交換職位，便是要消滅山頭和地方主義。一九七三年，林彪事件衝擊仍在，軍隊影響力有增無減，毛澤東把鄧小平調來擔任總參謀長，以「二野」在解放戰爭戰功壓住軍頭。毛澤東對軍頭變成土皇帝很不滿，想把這些地方關係砸碎，於是問鄧小平如何看法。鄧小平一言不發，把身前的茶杯和毛澤東的茶杯對調位置，毛即說「英雄所見略同」。
當時有十一大軍區，毛澤東把軍區司令員叫到北京開會，大發脾氣說軍隊治不好。這些軍頭，年資最長也只是解放戰爭年代擔任營長團長，「毛主席」三字如雷貫耳，見毛一臉慍容，哪裏敢作聲。毛澤東先宣布鄧小平當總參謀長，又煞有介事說鄧小平做人太嚴苛，要他外要做綿裏針，內要做鋼鐵公司，外柔內剛。跟着，毛澤東建議司令員唱解放軍軍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唱完之後，毛澤東說要八大軍區司令對調職任，馬上執行，只能帶十人以內的隨員到新職。毛澤東對軍隊極重視，因為他就是槍桿子裏出政權才可獨領風騷，深明槍桿子不能不管，更不能隨便交人管。文革之前，毛澤東抱着軍委主席不放便是為了兵權，而且管得具體到一連一營的調動都要他批准；文革前解放軍應在幾百萬之數，一個連才百來人，但所有調動都要由他親批。
這裏有段小插曲﹕當時王洪文已到了中央，毛澤東對王有期許，宣布調動軍區司令員後，他讓王洪文讀出調動令。按軍隊規條，司令員聽到自已名字，就要喊「到」或「有」，王洪文第一個點名的是許世友，王叫了許的名字後，許沒有回應，一臉鐵青站在一邊。周恩來機警，一看不對頭，打算取去名單一口氣把人名都念完。詎料當周恩來一喊名，司令的「到」、「有」此起彼落。周恩來是國務院總理，但也曾是軍委負責人，這一背景使得他可以在論資排輩的軍隊內來去自如。
薄熙來事件到今天都沒有一個可以令人接受並明白的說法。所謂薄妻涉嫌殺人把丈夫拖下水，明眼人一看便知這連三歲小童也不會信，堂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才二十五人，會因為這事下台？說得難聽一點，就是殺了人，以今天的中共，也有辦法「處理」，不可能也沒需要政治局委員丟烏紗。剩下的派系鬥爭、路線鬥爭、經濟犯罪和擁兵自重，這四條孰真孰假，無從了解。若是派系相爭，薄熙來是太子黨，一直有傳與團派汪洋爭入政治局常委，這是事實。不過，如果真是派系鬥爭，恐怕薄熙來只是開始，因為開場便死一個政治局委員，後面要死的官只怕愈死愈大。
下台說法難接受明白有一種說法是路線鬥爭表面看來比較接近，但唱紅打黑觸了誰的霉頭？今天中共不都也是存在着各種形態的唱紅打黑？薄熙來在重慶大搞這些極左路線，我在重慶見識過，當地衛視一整條頻道都是這些廉價的唱好共產黨，一天二十四小時，中間沒有廣告。可是，中共判處譚作人拉了艾未未懲罰趙連海，其實也是另一種形態的唱紅，更不要說網絡警察橫行了。
經濟犯罪最易入罪。上海巿委書記陳良宇未下台時，盛傳曾經拍枱猛轟溫家寶的經濟政策，那時已有說這人闖了大禍，果不其然，陳良宇就因貪腐出事，判囚十八年。但話得說回來，今天中華大地貪腐已不是新聞，關鍵是官職多大貪錢多少。新華社報道說中紀委會調查薄熙來，陳良宇也是被中紀委調查後證據確鑿，人們猜估陳良宇涉貪至少幾十個億，到後來是「造成經濟損失三億五千萬，沒收個人財產三十萬」這些小兒科。薄熙來也是政治局委員，要貪多少才會被中紀委調查？
留下來便是匪夷所思的擁兵自重。從毛澤東到鄧小平以至江澤民胡錦濤，四人都當過軍委主席，孫子云，「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沒有兵權沒有政治權。二○○八年汶川大地震，總理溫家寶對解放軍怒吼，維基解密引述美國大使館內部報告，解放軍對溫家寶很不滿。軍權在中共中央軍委，十二人沒有溫家寶，軍權不在手，解放軍不滿是因為制度上沒有需要向溫家寶負責，薄熙來如果和軍隊有動作，是哪一種，會是閱兵嗎？
薄熙來到底是犯了什麼事，路線鬥爭和派系之爭可能都是事實，但絕不能夠公開說白，因為一說便戳穿中共中央分裂真相，胡溫再笨也不會如此。至於擁兵自重，中共建政六十年，敢這樣做的只有林彪，《關於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罪行審查報告》第三節﹕林彪下達政變手令，謀害毛澤東；薄熙來如果效法林彪下達軍事手令謀殺中央領導人，恐怕今天不會輕輕脫烏紗中紀委受查了。四去其三，只有一樣較易入罪也比較好操作，非政治化亦不那麼敏感﹕經濟貪腐。陳良宇被捕後，上海也有組織各界幹部群眾學習「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決定，字眼做法都差不多。有此經驗，應不會太難處理薄熙來，煩只煩在王立軍薄瓜瓜到底同美國人說了些什麼。
